第一节 “孤独的大法官”。
1998年9月2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其时，克林顿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的性丑闻正闹的沸沸扬扬，独立检查官斯塔克的那本关于克林顿性丑闻的报告，在世界各国广为传阅，被称为准“黄色小说”。克林顿本人也在此前不久，刚刚向美国大陪审团承认，自己确实与莱文斯基有染。
然而，当克林顿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坛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却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位在国内绯闻缠身的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看上去好象风光依旧。其实那掌声是神经质的，它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而不是对克林顿的行为的赞赏。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度战略研究报告对此情此景的分析入木三分：“美国弹劾闹剧引起国际上的忧虑，其根源大多在于人们意识到，世界不仅过度依赖美国的力量，而且过度依赖美国行政部门的能力和注意的范围”。
不论该如何评价美国在过去100年中的地位，在20世纪落幕的钟声里，世界不得不接受这个预言，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将持续一段时间，“下个世纪头几年将带有明显的美国特色”。不论是希望还是厌恶，大概不会有人否认这个事实。
19世纪末，美国展开同西班牙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从此走上了争夺殖民地的扩张之路，那时它在列强中是地地道道的后来者。不过历史的发展正应了一句老话：后来者居上。经过一个世纪的厮杀和奋斗，美国终于成为当今独步天下的超级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主编的亨利·卢斯声称，[niujun1] 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在当时是在鼓励美国人创造奇迹，现在则被用来形容美国在20世纪中曾经发挥的重要影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它肯定是夸大其词的。事实上美国人大概也就是在最近这一个十年，才真的亢奋起来。
即使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开头，尽管柏林墙已经倒塌了，苏联帝国正在分崩离析之中，美国人还在怀疑，他们的优势还能保持多久。
在世界上，苏联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已经垮掉，两极对立的格局彻底解体。但美国人无法抛弃40年冷战对他们心理的影响，核毁灭的恐惧如噩梦般挥之不去。
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持续衰退，那里的政治精英和普通老百姓都对经济复苏的前景悲观失望。面对来自日本大企业的兼并浪潮，美国舆论惊呼：“日本正在收购美国”。这类危言耸听的背后，反映着美国人内心茫然若失，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模式更加成功。
直到那时，美国国内的犯罪率年年创纪录。吸毒、贫困和其他看上去是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在那些世人皆知的大城市里普遍存在。
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确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伊拉克几乎军队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但是，美国人知道，那是一场颠倒的胜利。在海湾战争之前，从来都是美国出钱、出枪、出炮，让别的国家出人打仗。现在正相反，是别的国家出钱，美国除了出枪、出炮，还要出人打仗。美国大兵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雇佣军。
正是在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发表了《大国的兴衰》，这本书一下子在美国政界、学界引起震动。肯尼迪在他的书中预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美国能否保持其现有的地位这一引起公众日益广泛争论的问题的唯一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的确，在失去了四十年的敌人之后，美国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凝聚力。
只不过是将近十年后，那时美国弥漫着的怀疑、沉沦的气氛，仿佛成了遥远的记忆。当世界开始进入新的千年时，美国仍然站立在国际等级结构的颠峰，而且几乎看不到在不远的将来，会受到致命的挑战。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逐渐地恢复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保持了八年的连续增长，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在1999年三季度的增长达到5%，而且至今没有衰退的迹象。预计2000财年的政府收支盈余可达1，173亿美元。
与此同时，曾经让美国人既寒心又羡慕的日本，在经济上却一蹶不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测算，日本经济在1998年下降了2.8%。俄罗斯的状况更加悲惨，六年来它的国内经济总产值只有美国的5%。这些突出地衬托出美国制度中顽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力。
通过一再刷新的经济增长纪录——不论是在增长的百分比上，还是在增长的持续时间上——美国已经将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更何况，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测算，美国从1993年重登全球竞争力排行冠军宝座，至今已经连续八年稳居榜首。世界现行贸易规则的五分之三，是由美国人在过去五十年里制订的，当然那也就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推动经济增长的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都占居着绝对领先的地位。
美国的军事力量更是举世无双的。在经济持续八年增长的基础上，美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了排在它后面十位强国的军事实力的总和。以1999年度为例，美国的国防预算高达2，767亿美元，是俄、英、法、德、日和中国等六国军费总和的1.67倍。下一年度将达到2，888亿美元，今后6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再增加1，120亿美元。美国用于研制新式武器的费用超过360亿美元，是北约中欧洲国家的3倍。
美国在海外保持着20多万驻军，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基地网。冷战的结束证明了美国的虚伪。那时它声称，美国无处不在的军事存在是为了使自由世界免于苏联的侵略。
但是，即使在苏联作为国家已经消失以后，美国大兵仍然在全世界到处站岗放哨。而且美国还有2，090枚陆地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3264枚海上发射的洲际导弹和3048架发射导弹的轰炸机，它们都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发射出去，在轰炸美国的敌人的同时，也将地球炸碎好几次。
使美国在世纪末神气活现的，还有它在“软”力量方面的优势。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们一再强调，这对于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正风靡全球，麦当劳遍布世界，耐克系列体育产品无处不在、迈克尔·乔丹家喻户晓。即使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垃圾堆里，都可以看到被遗弃的可口可乐瓶。与此同时，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外国青年涌入美国的大学。其中许多人毕业回国后，自然地成为美国生活方式、消费时尚、价值观等的传播者。
美国的媒体和发达的互联网越来越有力地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看法，CNN节目主持人的一颦一笑，会使许多不同肤色的人或喜或怒、或颠或痴。这样的比方并不特别过分：美国媒体象个乐师，只要轻弹出随便一串什么音符，世界上准有人或国家会随乐起舞。
最富争议但确是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民主政治制度，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的榜样。不仅已经垮掉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与之竞争，欧洲和日本那类有较多的国家保护和引导的资本主义，也相形见拙，黯然失色。
正是由于上述和尚未述及的那些因素，使美国在世纪末获得了“唯一超级大国”的称号，而且很有可能至少在下个世纪的前三十年，世界仍然会感受到美国霸权的存在。这一切就是冷战后美国战略追求的目标，而现在它们正成为美国21世纪战略的起点。
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在考虑国家战略时，必然会认真估价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需要；他们的估价也必然会受到彼时的基本气氛的影响。当代美国人的自我感觉特别好，所以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特别亢奋，结果美国的战略也就特别的胃口大。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9年8月3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凯南的忠告》。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为美国设计了“遏制”苏联的战略。这个战略曾经支配了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安全战略，凯南也因此被称为美国的“冷战设计师”，在西方外交界和战略思想界闻名遐迩。至今仍有很多人，不论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企图效法凯南，搞出个什么战略来，以便名垂千古。
凯南现在——在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后——劝告美国人：“我们此刻要做的是：尽量消弱我们朝着可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方向发展的梦想和愿望，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强大”。文章的作者说，凯南提出这样的忠告是因为，美国人现在说起话来，不论是对朋友还是对对手，“都像是校园里的吹牛者”。
的确，美国现在到处都洋溢着乐观的气氛。100年以前，美国还只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工业国家，靠着在美西战争中的胜利，在太平洋上搞到了几个殖民地。
100年后的今天，美国取得了上面说过的那种地位，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根据美国一家媒体的统计，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相信，曾经在20世纪到处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现在仍然无所不在，而且今后100年里还会一样热烈和盛行，从而使美国继续保持“卓越地位”，可能还会上升。
即使是那些以理性和冷静自诩的著名专家们，也抑制不住发自内心的得意洋洋。因为写了《历史的终结》而小有名气的福山教授是比较典型的。当他被问到，该如何看待那些对美国的前途发出悲鸣的人时，福山说：“人们总是这样，当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那么好，他们就担心这不是真的。但是，很难在钢盔中发现裂缝，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如美国的前途那么看好”。
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们自认为是上帝钦定的使者，派往人间来普渡众生。美利坚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既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力”，又有“拯救人间落后的使命”。如今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气氛中，美国人也将他们的使命感夸张到了极点。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给美国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为他们自己在当今世界上确定了数不清的角色，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克林顿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远不只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种信念——是自有国家以来最强大的信念”。他说全世界都盼着美国来证明，人们“可以超越各种差异，共同生活并一道前进”。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断言：“美国是一个没有它就不行的国家”。她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气氛里，就一定会加入“校园吹牛者”的行列，何况她本来就话多。有人说最近她终于谦虚了一回，在接受欧洲某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不想做世界警察”。这听上去就像一个二流明星在说“我不想演戏，不想出名”一样虚伪恶心。
美国人还把自己当作上帝福音的传播者、民主卫道士、全球警察、法官、陪审团、行刑队，等等。最谦虚者如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不过在超级大国前面加上了“孤独的”三个字。他希望美国充当世界的“大法官”，同时去组织一支多国警察部队。也就是说，美国决定了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干。
罗伯特·帕斯特自命为政治学家，他干脆把美国称为当今世界的父亲。他近乎癫狂地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在许多方面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产品为基础，然而我们对承认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孩子方面，存在矛盾的心理，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时就像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对于帕斯特这样的“世界主义者”们来说，真正让他们痛心疾首的就是，美国没有承担起“做世界父亲的责任”。当然，让他们痛苦之极的，还有那些拥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国家（据亨廷顿统计）的精英们，他们明确表示决不做美国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