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十几来，东亚地区一直保持着基本和平，并在基本和平稳定的局面下实现并保持了经济繁荣与发展。迄今为止，这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仍然被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东亚继续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预期使国际社会必然越来越关注这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希望这里能够像以往那样，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提供基本的安全环境，同时也心怀疑虑，担心目前的稳定与和平是否能长期保持下去。
要使人们继续抱有希望，就必须逐步地消除上述疑虑；而要逐步消除上述疑虑，就必须要分析研究冷战后使东亚得以保持基本稳定的因素，包括：有哪些因素在起着维持地区稳定的作用？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因素今后是否会继续存在或发生变化？等等。当然，这也只是必须分析研究的诸种问题之一。进一步说，影响东亚形势并使之保持基本稳定的因素是多种的，每个因素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事件中，所起作用的程度和特点也是需要进行专门分析和比较的。这里只集中概括地分析大国关系在维持东亚基本稳定中的作用。
探讨大国关系在维持东亚基本稳定中的作用，就已经确定了一个前提，即东亚存在着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存在着出现动乱甚至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冷战后的情况看，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假设东亚为一个单位，将冷战后的欧洲作为一个参照系，那么可以明显看到东亚存在两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首先，欧洲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传统的安全威胁。东亚则不同，不仅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而且严重程度几乎是一样的。这种特点使得有关国家在接受新安全观的同时，仍然坚持传统的安全观，甚至继续将其视为主流。
所谓传统的安全威胁包括基于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矛盾的军事安全问题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两个热点不曾降温，并时有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是东亚国一些家间的领土领海纠纷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根本解决的可能性。作为这种纠纷的反映，地区内军备增加快、增幅大。传统安全威胁的存在是导致冷战后传统的军事同盟政策在东亚呈现强化趋势的重要原因。
毋须回避，东亚仍然存在着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古巴外，都在东亚。美国在东亚不肯根本放弃其冷战政策，在某些特定时期或一些安全议题上凸显意识形态斗争，从而经常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东亚地区的增加也是有目共睹的，包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种族冲突等引起的紧张、动乱和冲突不断，贩毒、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的势头难以遏止，能源、生态、环境等类的问题日益严重。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东亚地区的稳定，在客观上形成了推动有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巨大动力，并促使它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追求合作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次，在欧洲，冷战后存在着延续下来并可借用的安全机制和体制，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组织。该组织尚能基本有效地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和大致协调欧洲国家的防务政策，尽管的确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在东亚却不存在这类的安全体制和机制。当前拥有重大影响的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主导地区的安全事务。美日军事同盟作为冷战中遏制苏联和中国、后来是单纯遏制苏联的工具，在冷战后虽然经过重新定义，是否能担当北约在欧洲那样的重任，却从来没有经过考验。
美日军事同盟与北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在东亚有时会起到破坏地区稳定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冷战式的，而东亚的安全环境比冷战时代要复杂的多。另外冷战后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热中托庇于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之下，谋求地区军事大国的地位，而恰恰又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给东亚许多国家造成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灾难，因而从未得到东亚其他国家的信任。
以上的分析大致揭示了东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维持东亚稳定的高难度。东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反映了这个地区发展的一些基本特点，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冷战式的安全观念和结构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孕育并呼唤建立起能够关照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并能维护地区基本稳定的安全结构。同时，也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像北约那样可以利用的安全体制，更凸显出制度性安排有相当的难度，需要在透彻了解现状的基础上，作出有创造性的努力。而且其过程很可能是漫长的。
所谓对现状的透彻了解，首要的是必须了解，维护东亚稳定的任何制度安排都必须考虑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长期以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由地区外的强权左右的。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是欧美列强，后又增加了日本。30年代起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最大和最具破坏性的安全威胁，并最终因战败而沦为美国的被保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是美苏两国扮演主角，美国建立了以美日同盟为主轴、包括众多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的遏制阵营；苏联则以中苏同盟和其他一些同盟关系为依托，组成了对抗美国的联盟。直到后来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并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从而形成了中美苏的战略三角关系。从此列强左右东亚安全形势的局面才开始改变。
历史的进程表明，不论是列强之间签定条约，还是两极对抗下的军事同盟安排，或战略三角关系等等，从本质上说，直到冷战结束，东亚的安全形势是由大国关系决定的，东亚的稳定是靠大国之间不断变动的均势维系的。冷战后全球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东亚安全环境也在变化，但是大国关系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只不过在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大国关系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冷战后有关大国在东亚地区有着一些相互影响、相互抵触的主张或政策，并被付诸实践。它们主要包括：美国在追求单极主导或追求在东亚的霸权；中国、俄罗斯、甚至包括日本等，均或明或暗地主张多极化；美国企图建立起以军事同盟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安全体系；区域内一些国家主张或实际上遵循以合作安全为蓝本，构建东亚安全体系，等等。这些主张或政策的实践结果，导致了冷战后东亚的安全机制中包含了三个看上去相互抵触的基本要素，即：霸权，均势与合作安全。
上述有关大国的不同主张或政策固然是源于它们各自的国内政治、国家战略等，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对东亚复杂的安全威胁所作出的反应。正是因为既有国内政治的根据，也是为了应付客观环境的需要，所以它们都是有生命力的，很可能会在东亚地区并存并同时发展很长时间。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未来发展必然要取决于霸权、均势与合作安全这三种不同质的要素的存废或发展。
在指出特殊的大国关系造成了东亚安全结构中霸权、均势与合作安全共存和共同发挥作用以后，有必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是，霸权、均势和合作安全这三个要素中，是共同起着同样的作用，或是各个要素分别起不同的作用？这里的答案是后者。探讨各个要素所起作用的内容、特点、后果等等，是需要专门论述的问题，大大超出了本文的容量。这里只作简单的比较，无疑均势在当前维护东亚基本稳定中起着主要作用。
从未来的发展看，东亚安全体系中合作安全的内容将逐步增加，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霸权图谋的衰亡。做这样的预测基于两个基本判断。
首先是冷战后有关大国之间的合作在逐步加强，在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了全面的、利害并存的关系。有关大国在东亚和东亚外的区域中，几乎都面临共同或类似的威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经常是不对等的相互依存。这种发展导致大国间的合作增加，至少敌意在不断降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演变是典型的一例。
其次是面临非传统威胁的日益突出，解决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必须走合作之路。任何国家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同盟，均无法有效地应对诸如恐怖主义、地区动乱、走私贩毒等问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那种追求单边主义、我行我素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这在“9•11”恐怖袭击以后被一再证明。
正是逐步扩大的共同利益、面临的共同威胁、一个国家或传统的军事同盟均无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决定了任何大国在东亚地区都很难自行其事。东亚走合作安全之路是必然的结局，东亚将建立起以合作安全为主体的安全体系，是合理的选择。以下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冷战后东亚大国关系的特点及其可能对东亚安全形势造成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