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研究中国外交，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中美关系。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五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最初提到这个题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当时应邀参加日本亚洲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在各个领域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外交，当时我谈的就是中国的外交。今天,我仍想就此话题同大家交流看法。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我一直参加一个中美中青年学者的的安全对话，已经持续了三年。这个对话是为了在中国中青年学者和美国新生代的学者之间，建立一个彼此熟悉和认识的平台。对话的内容很具体，我一直被邀请参加。

从去年开始，对话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中国崛起”，“或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政府领导人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之后，引起不少反响。人们回问，十六大召开之后不久，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是不是中国政府有新的考虑？着个语言的变化会不会导致新的有战略意义的变化？他们可能想得更复杂。如果有青年朋友走进这个领域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说的很多话，往往会引起别人很多相当复杂反应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沟通和解释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这几年参加中美对话和其他国际交流活动，不断给我很多新的刺激和感受，也促使我不断思考一些看上去很简单问题。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获得的发展，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击，如果不到国外去观察、去体会，有时候是很难理解其程度和后果的。

例如今年初我到欧洲开会，去法国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我到是在胡锦涛主席到达的前一天到巴黎的。当天晚上去看艾菲尔铁塔，当时铁塔已经装饰过，从上到下都用红色的光找的红通通的。巴黎这样做就是是为了纪念中国的春节。今年法国在搞中国文化年年，那种气氛不到现场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在塔的对面的高台上看过去，艾菲尔铁塔就像是悬挂在那里的一个大红灯，这在法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从香榭里大街一直到凯旋门，从这头到那头的所有路边的灯拄上，都悬挂着中国和法国的国旗，非常壮观。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离开法国国际机场的时候。法航和国航是联营的，专门有一个登机口，是飞北京的。令我吃惊的是，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讲中文，我说的是法国人，不是他们雇的法籍华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欢迎胡锦涛主席去，另一方面是在中国文化年，想中国人表示友好的感情，使中国的旅客感受到法国人很欢迎他们。我在其他我到过的国家的机场，从没有见到过。我当时很感慨：在这样一个欧洲中心的大国，中国竟有这样的影响力！

最近我去美国访问，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中国祈祷》，意思是说所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睡觉前都会为中国祈祷，而不是不象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一样，对中国怀着很强的敌意。他们祈祷中国的经济不要出问题，祈祷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茁壮成长、经济不断发展。

到美国的俄亥俄州有另外一种感觉。俄亥俄州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地区，有一些钢铁厂比较多。最近我们国内在控制经济过热，限制进口，那个地区马上就有反应、有议论。我们国家一说经济过热，在这样的一个州里，马上就有了反应。据说这些年他们州的钢铁厂就有在议论的，说是干脆搬到中国来办厂。真要这样影响就更大了，会影响到当地美国人的就业等。现在美国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征收高额关税等，从某个角度说，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据我观察，中国的问题不会成为美国选举中的问题。我长期研究中美关系，比较起来今年和过去很不一样，即涉及到对华政策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过去是炒人权，炒安全。在中美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不论原因为何，中国的贸易顺差比较高。去年下半年以来，来中国的美国专家就不断提醒说，要注意中美贸易顺差，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一个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决策，对美国、对中美关系，影响都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贸易逆差问题，在美国，一些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在选举年开始向候选人施加压力，要限制从中国进口，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很大。

比如说家具，现在美国很多家具在中国生产，然后返销到美国，这样他们还是赚钱，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去年我来广州时，有人对我说，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在东南亚，廉价劳动力供应维持十年，就慢慢就消失了，但在中国可是源源不断的。据统计，很多地区工资收入和前些年比几乎没有差别。既然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一些美国厂家不在国内生产而到中国生产，造成美国国内一些搞家具生产的工人失业。他们有工会组织，一到选举年就提这个问题。由于担心影响到选票，竞选人就会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不单是这个行业，很多行业都在提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搞好中美关系，美国学者也在呼吁要慎重处理，采取措施，不要把它变成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焦点、一个热门话题。

实际上，从温家宝总理到美国访问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局部看，似乎我们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从大局看，我们采取的措施，包括采购，包括买美国一些国债，还有在人民币汇率上和美国的谈判等等，都是为了不让美国那些试图破坏中美关系的极右翼势力利用中美贸易中必然出现的矛盾，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有一个二十年的发展战略，现在才仅仅是开始。

从现象上看，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的手段，限制一些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提出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在对人民币升值等大局性的问题上比较慎重，以到美国进行采购等方式，降低这个问题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敏感程度。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毕竟现在美国受影响的行业还是局部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影响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用贸易手段、外交手段，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学术交流的方式，不断进行对话、沟通。其实，对美国任何一个行政当局来说，它也不敢在中美贸易上随便乱动，因为他们知道，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影响巨大的。

我在北京接受采访，外国记者也经常问到这个问题，特别是领导人出访时，也会问到中美贸易。在我的印象中，94、95年中美知识产权的争论比现在尖锐多了，那时候广东省就是美国的调查重点，很多盗版VCD、软件盘的加工厂就在广东。我记得当时他们找到一篇采访，采访广东省这方面的负责人，问他是知识产权重要，还是当地人的就业问题重要。他回答说解决当地人的就业是首要的工作。美国人就拿着这个报道说，不是知识产权问题解决不了，而是观念解决不了。有时美国大使馆的人就提着大口袋摆在桌子上，说是在中关村半天就买了这么一大口袋盗版的东西。

那时候矛盾是非常尖锐的，我记得有两三次，双方的贸易战都走到边缘了。美方开出了制裁的清单，列出了一大串，如果限期不能达到标准的话，就马上启动，让你有多少产品立即不能进入美国。这在当时的报纸是正式公布的。中国的外经贸部也是列出一串清单，也是比较重要的清单，如果美国的制裁生效，那么中国的制裁也生效，对一些美国产品也会征收高额的关税。那时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如现在，而且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对中国进行制裁，特别尖锐，就像战争边缘一样。贸易战就这样，双方都是公开的，走到最后一刻，各自让一步。

现在看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讲，对涉及到被制裁的产品、产业等，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贸易的数额非常大，虽然在中美贸易额占的份额不大，但是对单个产业的影响比较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中美在控制这类问题方面，比过去成熟了很多，我们远不要走到对抗的地步，因为它是有巨大影响的。因此就能够理解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式为什么是像现在这样，而不会走到当年那样尖锐的程度。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三四年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非常直接，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外部世界的变动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样我们的变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在加大。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经济过热，全世界都紧张。五月底我在哈佛开会，谈美台关系。我们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但与会者的提问多是中美贸易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紧缩问题。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我们一个动作会对世界引起多么大的震动，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相互影响达到怎样的程度。因此，我觉得，我们外交中的基本问题，以及这个外交带给我们的基本问题，非常值得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与现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是核心

就这五十年的变化,我想谈三点。

第一，对这五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做一下回顾，我们回过头看一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支配我们中国同世界关系的主要线索、核心问题，甚至是近代以来、这两百年以来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与现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我说的“国际体系”可以直接定义为“美国主导的、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围绕这个体系形成的国际秩序”。

说穿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可能在现象上林林总总、变化万千，但是核心问题，我们反复处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个体系怎样认识，应该如何与之打交道。现实中处理的种种问题，最后总是要凝结到这个问题上。

中国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李鸿章做过一个概括，他说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是他搞洋务运动时奏折里的名句。现在我们解决的是近代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是中国所面临的那个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现象，即外来的入侵，及其背后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入侵，超过中华文明当时所达到的水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和当时的中国相比，它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

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自从秦统一之后，中华民族分分合合，而对中原核心的中央政权来说，周边的战争、入侵、对中原地区的介入，它们在文明的发达程度上从来没有达到中华文明的水平或者当时儒家文化所达到的水平，最后靠中华文明的吸引力来最终化解和解决了那些问题。

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方式，在欧洲形成了现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才有外交，实际上我们处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得不适应。走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我们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怎样理解和认识、怎样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五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我们认识现当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大致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开始到六、七十年代，这个时期我们跟这个体系的关系是坚决的对抗。

学过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族解放、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统称为中国革命运动。它摧毁了列强在中国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本质上讲，当时同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对立不可避免。但是从客观方面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没有跟他们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呢？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决定了对抗的客观基础。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对自己身份的认定问题。我们从小就说爱中国，可是什么是中国呢，可能在座很多朋友也未必可以完整地表述出，但是总体概念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