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关系曾经被描述为处在“十字路口”。后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确实是阴晴不定，乍暖又寒，主要原因是前苏联解体严重削弱了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结果是双边关系中的矛盾迅速突出。

当时中美双边关系中主要有四类问题。第一类包括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由于美国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导致中美关系在1995年夏季大幅倒退，1996年春双方在台湾海峡发生尖锐对抗。第二类是当时以人权问题为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它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严重制约了中美关系的改善。第三类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问题。美国动辄以单方面制裁相威胁，曾经几次将中美关系推到贸易战的边缘。第四类是在军备和不扩散领域的分歧，也曾导致双方关系起伏动荡。当时中美关系能否继续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上述矛盾和分歧。

如果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观察，也应该看到中美关系正是在起伏动荡的发展中，完成了基础的重塑。在七、八十年代，中美合作的主要基础是共同反对前苏联扩张的战略关系。冷战结束十年后，一个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的新基础已经取代了旧基础，其承重能力在形成过程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它的逐步巩固确实使双边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得到解决或缓解。当然，今后它必定还要经受复杂的考验和冲击，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与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变化同时，中美关系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复杂，并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新特征。其一是中美关系涉及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举足重轻的影响。正是这种双重的重要性，促使两国必须谨慎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美国虽然自认为享有优势，它也很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完全自行其是。

    其二是中美关系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双方政府的许个部门，甚至许多地区。这种全面的交往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表现为对华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不同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集团利益等等的影响，很难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立场，也很难在某一个领域里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

    其三是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内容和范围都越来越广泛的利害关系结构，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敌”或“友”、“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等等范畴，都不足以完全概括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也是如此。

    其四是中美关系已经渗透到双方的社会生活之中，在两国的社会内部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不同领域里程度也不一样。要确定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某一种看法具有多少代表性，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一个时期甚嚣尘上的呼声也未必就一定会一成不变地张扬下去。进一步说，可以通过多层次的交往，通过美国社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

中美关系经常面临麻烦和危机，同时双边关系也在逐步发展。这种相当矛盾的现象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新基础形成和新特征出现决定了中美关系既不大可能会出现过去那种剧烈的大起大落，也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地发展。

当世界迎接新的千年的时候，中美关系正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与以往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相比，共同面对和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以及就当今国际秩序中的重大原则进行对话和争论，将在中美关系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冷战结束近十年来，与中美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同时，两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不仅仍然是鹤立鸡群，而且在各个领域里继续保持强劲地上升势头，美国人也继续对充当世界领袖干劲十足，在世界上到处干涉。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己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对国际事务表现出越来越积极地关注，施加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这既是基于一个大国的责任感，也是中国更加积极地融入世界体系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使然。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已经很难再采取回避的态度。

例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其背后也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诸如美英不顾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表决结果，空袭伊拉克；美国在违背有关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准备布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不肯明确就美日军事同盟不染指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承诺；北约撇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实质性的修改，等等。有关涉及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是两个“超大型”国家间的关系，不可能不包含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在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合作，甚至可以说在主要的方面是合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否则中美关系绝不可能是今天这种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部分现实，当然它更多反映的是两国人民希望看到的发展方向。

    长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贯彻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持续的努力。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美政策，要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以往的经验也一再表明，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取决于美国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的表现。

    首先是美国不得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不是像1994年那样将人权问题从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挪开、或者不是像1996年以后那样，在台湾问题上回到遵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能够保持建设性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中美建交以来的经验表明，两国关系出现风波往往与台湾问题有关。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警世性的，如果美国违背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中美关系将严重倒退，甚至爆发更严重的冲突。

其次是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时，美国必须放弃霸权的态度。美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议论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疑虑，这种疑虑反映在行为上，则表现为针对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戒备、防范和企图施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包含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优

势地位带来的傲慢、种族上潜在的排他意识、欠缺与非西方大国正常交往的经验、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基本态度和思考，使他们难以合理地对待中国的一些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而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是类似中美这样的大国交往中不可或缺的。

    中美关系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迥异、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难度和可能遇到的麻烦和危机，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准备。在新世纪建立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长期和平共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这个目标必定只能在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