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话语
“中国崛起”是舶来品，它是国际社会一部分人在讨论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时，使用的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后来被转译到中国。不过它已经成为被接受的正面的大众话语。至少目前在中国的专家学者中，甚至在他们的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已经将其界定为是一种类似国家目标的东西，如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和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等著作所论述的那样。
如果作大致的考察，“中国崛起”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流行，应该是从90年代中期或再晚一些才开始的。这个概念本是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及其给中国带来的积极且巨大变化的描述。它被引进中国并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的过程中，实际上与许多概念等同和通用，如它被等同于“发展”、“复兴”、“现代化进程”、“腾飞”、甚至被等同于“显著上升”，等等。严格地说，“中国崛起”在中国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没有明确和特殊的定义。在中国官方的正式表述中，如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或其他可以归类为正式的宣传文件中，很少看到这个概念。
“中国崛起”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概念，中国人的理解与中国以外的许多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简单和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崛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自我形象，是在“东方的”、“历史悠久的”、“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这样一系列符号中，加入了一个积极的和鼓舞人心的新符号。它表明中国在保持了原有一切特性的同时，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肯定为“中国崛起”这个新的话语感到振奋，他们并不考虑，当这种新的自我形象一旦被界定出来以后，是否需要和如何重新界定或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于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世界在近200年来，还没有同这样一个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的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反之亦然，只是中国人还不认为有考虑这个问题的必要。
双重坐标中的梦想
仔细解读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讨论，可以发现即使是在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中的精英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中国崛起”也是被放在不同的坐标里定位的。可以说，中国人的自我形象中的这个新成分，至少目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那么清楚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类重要文件中，从来不使用“中国崛起”这样的舶来品，它们普遍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等等。如中共十六大所说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崛起”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心中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它所包含的潜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崛起”可以理解为从一个不那么富强的国家 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复兴”还增加了恢复昔日的辉煌的成分。反之，如果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就意味着有可能回到“陷入国家分裂、外患再兴、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中”。[2]上述的文字表明，不论是从语义的角度，还是从有关论者的逻辑观察，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很多中国人思考未来的参照系。在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成功”则包括恢复历史曾经有过的辉煌（其内容在此不赘述），“失败”则意味着重蹈中国近代历史灾难的覆辙。
如果说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被作为一个纵向的参照系，那么美国就是一个横向的参照系。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志士仁人们经常将美国作为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他们无不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国有朝一日会像美国那样富足强大，像美国那样在当今世界上卓尔不群。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刻，曾经宣布说“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后来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中，提出要“超英赶美”，在最情不自禁的时候曾相信，中国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是如此，孙中山也一样，他在比毛泽东更早的多的时候就说过：“美国需百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准此以推，中国欲达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足矣”。[3]
由此以观之，历史与美国之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以替代的精神动力。
梦想与现实之间
比照历史和当今最强大的国家来描绘中国的未来，很可能是为了动员中国公众支持中国决策者的主要内外政策，因为那是一个可以感受到的梦境，是“百年来中国崛起的梦想”。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中国人绝不可能超出他们认识的历史和面对的现实，去理解和接受一种远大的战略目标，为一种凭空的想象长期贡献自己的体力、精力和脑力。他们也需要可以触摸得到的利益。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既是激动人心、值得向往的，也是相当现实的和有限的，即再经过20年的奋斗，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到本世纪的中叶，使中国达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确定的未来20年的发展目标中，没有一项哪怕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粘点边儿。[4]
根据中国政府领导人正式发表的言论，可以肯定他们对中国面临的形势的严峻程度，大大超过了媒体上发表的某些热情洋溢的估计。仅以新任国家政府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贫困人口的介绍为例，他坦陈：以年人均收入625元人民币为标准统计，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如果以人均年收入825元人民币为标准统计，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有9000万之多。在如此低的收入标准上，还有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贫困人口，由此可以想象，所谓“中国崛起”还需要付出多大努力。[5]
中国人中有关“中国崛起”的谈论表明，他们几乎都认为所谓“中国崛起”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强国”。[6]当然，“伟大强国”同样是一个缺乏定义的概念，唯一清楚的是，谈论“中国崛起”的中国人中的多数都相信，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换句话说，“中国崛起”在他们看来更多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现实，甚至在短时期里都不可能成为现实。一些多少带有些学究气的论述中，有的将“中国崛起”分为“准备期”和“崛起期”；有的将“中国崛起”分为“初期”和“高速发展期”；还有的人明确表示，直到2050年为止，即使实现了现有的计划，也不过是为“中国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已。[7]
也有一些人表达了相当的自信和乐观，认为“百年来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事实”。更有甚者断定：“中国的崛起已实是个现实问题”，“中国甚至没有办法显示它的不重要”，等等。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那些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过程或一个长过程的人，就不够自信。
概而言之，“中国崛起”作为一个概念，反映的主要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命运的很多是大而划之的预期、估计和谋划。事实表明，这些预期、估计和谋划带有相当浓厚的“内向”、“内省”的特点，即主要是以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要的关注点和思考的归宿。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它客观上的确构成了他们同国际上一些人之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视角，并有可能形成或多少已经形成了双方沟通的障碍，甚至某种不愿理解对方的情绪。毕竟，国际社会必然更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可能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而中国人正在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克服各种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从而实现成为伟大国家的“百年梦想”。
所谓“难以设想的困难”，就包括国际环境可能带来的困难。中国人在思考“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在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如何理解和处理与当今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看，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受害者心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变化的基础上，“融入世界（国际体系）”逐步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思考。
另一部分思考是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问题。即使对中国崛起的前景抱着最乐观估计的那些人也认为，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尽管存在诸多机遇，但处置不当，“中国崛起的过程有可能会终止”。由此可知，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关心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处的国际环境。
对相关的国际环境的探讨也分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对国际环境的利弊分析。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结论看，多数人显然认为，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际环境，基本上是利弊参半。[8]即使是在中共十六大提出所谓存在着20年的和平机遇期的提法以后，他们的看法仍然如此。而且很有可能的是，更多人宁愿将国际环境估计地严峻一些。至少，要维护相对比较长一些的和平环境，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争取的目标，远不是可以自然产生的。[9]与此相关的是对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尽管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会立刻产生出一大堆乐观的预言，但那些深入的、不追逐时尚的研究和评论，通常都在凸现美国空前的优势地位已经和可能造成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缺少自由”的现实。这种现实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当然不能算是有利的因素。
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崛起”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或者说是标准。它们包括：需要拥有维护国家领土和战略利益的各种威慑和反威慑手段，可以根据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对全球和地区问题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也能够应对其他跨国家的非传统威胁。
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对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持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的关注和担心。中国人重视国防建设的程度的持续加强，反应的是他们对国际环境变动中的消极因素增加的判断和担心，而不是他们对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乐观估计，以及在此估计基础上企图运用“力量”来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如同“中国威胁论”所宣扬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