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即进入多事之秋。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更是经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不惬事件频频发生。直至今年５月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降到了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当前关系恶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短期内难以消除。中美因台湾问题引起的冲突不过是前此一系列纠纷的继续，而且今后还会不断有新的麻烦出现。双方将发现，它们不得不站在一个被逐步侵蚀的基础上解决接踵而至的问题，这个基础的承重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也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如果将视野从当前的关系恶化扩展到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这一时期两国在涉及全球和地区安全的各个方面，仍然维持着比较好的合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甚至严重恶化的主要是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事实已经表明，处理这些问题越来越棘手。这种现象至少可以给人两点启示。

    １．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战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关系正在被一种全面的双边关系所取代。

     ７０年代初中美迈开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其主要推动力来自苏联对两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压到一切的外部威胁使双方忽略或者无暇考虑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双边关系非常脆弱，缺乏发展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中美两国领导人最初甚至还没有考虑到，除了发展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外，中美关系中是否还存在着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  

   从１９７９年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里，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获得了全面和长足的发展。以战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关系逐步被置于更广泛的基础上。但这毕竟只是开始。一方面双边关系中必然出现的各种矛盾还不可能充分展开；另一方面，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双方即使在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也宁愿达成一种互有妥协的模式。当然，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好形象也为当时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本来也就不很突出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气氛。     冷战结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摧毁了共同反对苏联这个战略基础。中美关系就像一个跛子突然又被砍掉了那条好腿，从身体到心理上必然会出现的剧烈倾斜和不稳定，是可以想像的。如果说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的１０年是一个从无到有地建设中美关系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修复和重构中美关系的时期。麻烦、纠纷、甚至冲突的出现，是双边关系发展到这一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罢了。

    ２．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调整步履维艰，而且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未来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和今后几年里双方如何处理两国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麻烦和冲突。但是，当冷战的结束突然揭去了战略关系这层遮盖物后，人们对双边关系中将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既没有心理准备，更缺乏必要的理解。这种状况加上冷战意识的巨大影响，已经使人们基本上失去了应付当前局势所需要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如果作一粗略的划分，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麻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括台湾、西藏、南沙群岛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获得了独立并统一了大陆地区。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到中国的周边地区及一小部分中国的领土和领水。结果是中美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相继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或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中美对抗持续２０余年，最终以美国从中国周边地区全面后撤而基本结束，但其中最关键台湾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当前因台湾问题引起的中美关系恶化毋宁说是导致中美对抗的传统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不论美国以什么理由为其对台政策辩解，它都应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而且美国当时的干涉政策是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克林顿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不过是当年干涉政策的特殊形式继续，并怀疑其决定的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理应清楚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谨慎从事。第二类是以人权问题为目前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具有明显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其偏面性和敌意有目共睹。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抛弃社会主义，以美国为楷模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是自己经过１００多年奋斗后的正确选择，１０余年改革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只能证明其居心叵测，目的无非是要颠覆中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双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决定了围绕人权问题的冲突将会长期继续下去，有时甚至会相当尖锐。

    第三类是经济贸易磨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问题。中美在经贸领域的争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中美两国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知识产权为例，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而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还是普法教育的内容之一，其重要性只是在近几年才被人们知晓。美国在这一类问题上动辄挥舞制裁的大棒和美国舆论界不怀好意的歪曲报导，在中国是

难以被人理解的。中国人必然要对美国的蛮横态度极为反感，并怀疑其动机不良。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调整将越来越困难，并不仅仅是因为双方面临的问题如上述那样既深刻、复杂和严重，，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都难以作出深思熟虑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以及两国国内都缺乏一种较宽松的政治气氛，而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对于双方决策层在关键时刻作出现实和灵活选择，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舆论界和一些国会议员在塑造中国的坏形象方面显得过于亢奋。但他们在尽其所能地攻击中国时或许没有料到，他们在美国煽动起来的对中国的敌意，最终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糟。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在包括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内的中国公众的心目里，美国已经从一个友好国家变成一个横行霸道的和敌视中国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终将看到，它在中国的坏形象会给它在中国、甚至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没有理由对本世纪最后５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乐观，其最好的前景可能就是在一个低水平上波动。当然也不必过于悲观，中美关系毕竟还是处在一个新的转变时期的起步阶段，而且双方在理性层次上都认识到，对抗是不足取的。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希望中美关系好起来，务实和避免感情用事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