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11日一期《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世界新秩序？》。该文引述了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评论，他说：“我的担心是：今后万一发生侵略，有人就会想使用对付伊拉克的这一着，因为这一着很灵。”[1]就海湾战争后美国更倾向使用武力处理危机而言，伯恩斯的担心是有预见性的，不同的是美国即使不是面对侵略，也更愿意诉诸武力，科索沃战争便是明显的一例。

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之前一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日内瓦会晤了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贝克警告伊拉克，如果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它将遭受军事打击。结果毫无用处。贝克还试图说服阿齐兹，收下布什总统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信。当他们站起来将要分手的时候，贝克指着桌上的信封问：“你肯定不带走这封信吗？”阿齐兹的回答是：“是的，我肯定。”然后贝克回到国际饭店，打电话告诉他的上司：经过6个小时27分的会谈，伊拉克方面没有丝毫让步的迹象。[2]于是华盛顿决心诉诸战争。

同样的外交活动也发生在科索沃战争的前夕，甚至细节上的差别都不是很大。1999年3月22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走进南斯拉夫总统府，去向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发出最后通牒。他本人也许心存侥幸，指望米洛舍维奇会回心转意。在谈话结束之前，霍尔布鲁克说：“当我站起来走出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房间时，你心里真的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米洛舍维奇平静地回答他：“你们会空袭我们。” 3月23日中午，米洛舍维奇再次拒绝了霍尔布鲁克的劝告。霍尔布鲁克怒气冲冲，他走出南斯拉夫总统府办公室，拨通了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的电话，告诉他们再也没有办法了。当晚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宣布，格林尼治时间3月24日晚19点，北约将开始对南联盟的空袭。也就在那一时刻，北约的空中打击开始了。

美国1991年初在海湾进行的战争和1999年在巴尔干进行的战争，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将侵略者伊拉克从被占领土驱逐出去，后者是因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发动空中战争。这里对这两场战争发生前的情节进行比较意在说明，美国在发动战争前夕的外交努力都未能阻止战争爆发。原因至少有两个：不论是因为对美国决心的误判，还是因为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被胁迫一方不肯在军事压力下妥协。与之相关的是，美国提出的条件是被胁迫的一方不愿意、或不可能接受的，而美国宁愿诉诸战争。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处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方式与其说是危机处理，不如说是战争决定。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研究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策的变化，揭示美国指定有关政策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美国对海湾地区战略的调整及其意义。

在冷战年代，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包含着重要的战略考虑。这一特点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没有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就不会有1999年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这同样适用于1990年的海湾战争。自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后，美国便确定海湾地区设计到它的重要战略利益。这个判断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政策。

美国针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所采取的政策甚至可以上溯到70年代以来对海湾战略的调整。从70年代起，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了不利于石油消费国的变化，其中美国的需求增加最多，到1973年，进口石油在美国石油消费量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6·1%。另据统计，经过对石油供给和储存的战略调整后，美国仍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1990年上半年美国平均每天进口842·5万桶石油，占国内日消耗量的50%，并且主要是来自中东地区。其中从科威特进口70万桶，从伊拉克进口60·9万桶，沙特阿拉伯更是主要的石油供应国。[3]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利用提高油价和削减石油产量等手段，向美国施加压力。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12月2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再次大幅度提高石油销售价格。一场严重的能源危机威胁着美国，并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严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并终于触发了1974年的经济危机。

1973年的能源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特别是暴露了美国经济对进口能源的严重以来给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几乎是全力以赴地运用外交手段，力图尽快平息阿拉伯半岛的冲突。但是，基辛格的成功是暂时的，美国与阿拉伯那些激进反对以色列的国家的关系实际上进一步疏远。

1979年2月，流亡国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发动了一场“伊斯兰革命”。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美国由于与巴列维王朝关系密切，同伊朗的新政权矛盾尖锐，导致了伊朗掀起巨大的反美浪潮，并终于酿成“人质危机”。伊朗同样利用石油做武器，企图一举击中美国的经济命脉。

海湾地区持续不断的几长与冲突使美国意识到，能否保证中东石油的正常供应，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盟国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从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逐步改变“重欧轻亚”的战略思想，海湾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的地位不断上升。“卡特主义”的产生同这个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0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发表国情咨文声称：“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4]“卡特主义”就是以这项新的波斯湾政策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出台首先针对的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特殊形势，但是它之所以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其根源在于美国经历70年代“能源危机”和“伊朗人质危机”的打击后，已经断定波斯湾的形势直接关系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那里被认为是“美国安全的石蕊试纸”，甚至被渲染成是关系到美国“生活方式”的存亡绝续。[5]

从美国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可以肯定卡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遏制苏联，防止苏联在占领阿富汗以后继续扩张，夺取对中东地区的控制权。但是，从美国决策层的思考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波斯湾新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反击苏联。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卡特外交政策的最后阶段，涉及在实力和原则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主要是由于苏联扩张主义和伊朗危机引发的内部辩论，使得世界事务中以实力为主这一点得到了更明确的承认”，“使得实力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逐渐得到高度重视，结果导致了对苏的强硬政策，做出重大努力以在中东建立新的地区性安全结构”。[6]

显然，在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中，遏止苏联的扩张和打击波斯湾地区内部的反美力量，或者说是损害美国利益的地区内力量，构成了卡特波斯湾新政策的双重目标，不同的只是根据轻重缓急，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而已。所以美国在反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同时，也提高了反对伊朗的调门，美—伊朗关系日渐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