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在解决所有的地区热点和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如朝鲜半岛自50年代以来的对立和当前朝美核危机的解决、台湾问题、日美安保体制及其防卫范围问题、东南亚国家稳定及其经济发展问题、南沙群岛争端、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等，中美关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东亚地区的基本和平与稳定的前途系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和平与稳定，这里所谓“基本和平与稳定”是指，该地区没有受到至少一两个大国卷入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或战争威胁，地区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能够持续发展。
中美关系对东亚地区的重要影响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论证，在此不赘言。本文的重点是探讨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否保持基本的稳定与和平，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未来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的主要影响。
由于国际政治云谲波诡难以预测，本文只选择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因素作为依据，以大致揭示中美关系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所谓“相对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美两国迄今已经形成的“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的本质；第二，中美各自的安全战略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们为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提供了双方均大致可以接受的空间。第三，中美关系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位置和东亚安全结构对中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基于对这三个因素的分析，文章的基本结论是：中美在未来一个时期有可能保持正常和相对稳定的关系，中美双边关系中已经出现的竞争不至于给中美关系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可大致确定，中美关系将是东亚安全形势中起稳定作用的因素。
一、中美：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者
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过三十多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已经完成了它复杂的转型，即由脆弱的“外力驱动型”，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内外力双向驱动、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其表现是双边关系不断波动但基础稳定，一般的突发事件（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等）不会导致双边关系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70年代中美和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两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是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这里“转型”是指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双方关系中的主要内容，一直在转变。揭示推动中美关系的动力的变化和这种变化赋予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有助于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一次转型从1972年至冷战结束。已有的研究充分证明，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在从和解到80年代的“蜜月期”，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外力驱动型”关系，即双方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对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和解决相关的国际问题的需要。在这种关系中，有两个问题被中美双方的决策层忽略了，而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们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巨大的。
一是关于“外力驱动”的安全战略关系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主要是考虑到苏联从南方（通过越南）和北方对中国施加严重威胁，这种对美政策的调整其实是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极左政策相矛盾的。同样的，美国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中国能在美苏争霸格局中起到关键性的筹码作用，而且能够帮助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两国领导人没有考虑到，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针对共同敌人）支配的内在价值。事实表明，共同的外部威胁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两国的合作就有可能失去方向。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走向和解时，各自社会内部支持和解的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领导人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对手，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这种心理状态的承重力相当脆弱，在中美关系逆转时，则起到强化误解和敌意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不健全的心理状态的影响。例如，美国受到9.11恐怖袭击后，两国国内不少人人又把中美关系的希望寄托在“双方反恐合作”上。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特殊的国际环境有可能造成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条件。
第二次转型开始于冷战结束，延续至今。冷战碎片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摧毁了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两国关系一度像是失去罗盘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两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当双方共同关注的外部安全威胁消失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立刻凸现，并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前途的关键因素。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发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战略合作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解决好双边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并同时为中美关系重铸新的基础。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一直在“冷淡——升温——降温——冷淡”的怪圈中跌宕起伏，原因说到底就是双边关系正处于寻找、重塑新的合作基础的过渡期。
在第二次转型期间，主观上中美都曾认真地审视双方的关系，力图给两国关系作出合乎本国利益的定位。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美国政府则提出了 “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1] 正是在这两项政策相互磨合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波峰浪谷间的颠簸折磨之后，中美领导人才逐步挖掘和累积共识：两国必须以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来对待彼此的关系，找到双方合作的内在价值，为建立正常稳定的双边关系重塑一个可以持久稳固的基础。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中美共同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都体现这个共识。
客观上看，中美是当今世界上两个“超大型”国家，[2] 双方关系包括广泛的领域，其中不可能不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在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尤其是有关东亚的安全安排上，不可能没有合作，甚至可以说在主要的方面是合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否则中美关系绝不可能是今天这种状态。
经过三十多年的磨合，中美之间已经建构起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即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上升，而且很有可能会继续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双方的竞争也会加剧。相互依存上升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和麻烦，竞争加剧也不必然导致敌对性的冲突。两国已经发展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竞争对手”还是“伙伴”等词，都无法概括其复杂的现实。企图用冷战时代的敌友思维方式定位美中关系，主观上不是认识贫乏就是迟钝，客观上则会起误导作用。[3]
（一）“相互依存不断上升”
所谓“相互依存不断上升”是指中美两国共同或重合的利益由于交往日益密切和频繁而不断增加，从而使双方在各个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相互需要的程度不断升高。这种相互依存上升的结果之一是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越来越不能自行其是。从目前可见的条件看，未来较长的时期里，双方的相互依存度还有可能加速上升。克林顿政府声称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政府声称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等等，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不断上升的相互依存度的承认与支持。比如，小布什政府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美关系是促进“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欢迎出现“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美国寻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双方利益重叠处我们已经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其中包括目前的反恐怖战争和促进朝鲜半岛稳定的努力。同时，中美就阿富汗的未来进行协调，并就反恐和类似的转型问题开始全面对话。在健康和环境领域面临的共同威胁，如艾滋病的蔓延等，要求双方为促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共同努力” [4]。这些内容反映了中美相互依存上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强大影响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在不少领域对美国的依存度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这是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动的重要原因。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大部分是由于美国单方面采取破坏性行动引起的。
中美相互依存的上升使“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两伤”这类用感性语言表达的定理，具有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决策者和相关者也越来越容易直接感受到其实际的影响。不断上升的相互依存已经成为有效的减压阀和有力的制动器，控制着中美冲突的性质、范围和烈度，迫使中美决策层保持理性，在经常会出现的麻烦、摩擦甚至危机中，寻求妥协，以维护各自的重要利益。
从中美关系演变的进程看，中美相互依存的上升主要体现在处理以下四类问题的过程中。
第一类是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冷战后十几年来，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迅速加强。中国在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对美国市场和资金倚重越来越深。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美国一个稳定并日益扩大的商品与投资市场，美国在过去20年间(1980-2000)同中国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8％以上，中美两国互为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1990年为118亿美元，而到2000年则扩大到745亿美元。中国外贸进口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多少实惠，这是显而易见的。[5]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迅速上升，从1990年至2000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双方统计都是年均增长16％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出口增长速度，居美国对各国出口增长速度的前列。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甚至差距很大，但这些数据表明，过去20多年来，中美互为对方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在传统的鞋类、服装、玩具的基础上，不断增加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机械设备、电器电子产品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与此同时，美国的飞机、化肥、电站设备、电子、化工和机械设备等也大量出口到中国。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近年来也大幅增加，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地。中国对外经贸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随着中国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确立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消除了长期以来妨碍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中，美国也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6] 2002年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和企业事务的官员肖恩·唐纳利在美中委员会作证时称，对美国而言，中国入世协定将在这个世界第五大贸易体中创造出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盼望已久的机会，预计入世多边文件将为美国公司创造更多的出口和投资机会，并最终为美国农牧业人员和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