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中美和解以来，两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这里所谓的“转型”，是指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双方关系中的主要内容，一直在转变。揭示推动中美关系的动力的变化和这种变化赋予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有助于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
中美关系是近50年来的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双边关系。这首先是因为，两国除了都是“超大型”国家外，难以找到其他重要的共同之处，如：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迥异，体制难以衔接，国家实力对比悬殊，意识形态对立，等等。
其次是因为自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打开中美和解的大门，两国关系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先是为了对付共同威胁而形成了没有内在要求的战略合作关系；然后在战略合作过程中，逐步产生出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再然后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追求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实际上完成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1972年至冷战结束。以往的研究充分地证明，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1]在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双方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的需要。不过其中有两个问题被忽略了，而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们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有时还是颇大的。
其一是关于安全战略关系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领导人在七十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事实表明，共同的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走向和解时，在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这种心理状态的承重力相当脆弱，在中美关系逆转时则起到强化误解和敌意的作用。时至今日，这种不健全的心理状态还在影响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第二次转型开始于冷战结束，延续至今。冷战结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摧毁了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关系一度像是失去罗盘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两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当战略关系这个遮饰物突然被揭去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立刻凸现于眼前，并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前途的关键因素。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发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战略合作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解决好双边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并同时为中美关系重铸新的基础。
如果作一粗略的划分，当时中美双边关系中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类包括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它曾经导致中美关系在1995年夏季大幅倒退，并使双方在1996年春发生军事对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警世性的，即中美之间仍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第二类是当时以人权问题为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第三类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它曾经几次将中美推到贸易战的边缘。由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解决上述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确实是对双方的真正考验。
1997年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终于走出谷底。中美首脑互访取得的成果，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其重大意义首先在于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是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的，尽管它看上去还不够坚实，但承重力之强是空前的。在此基础上，不仅双边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得到解决或缓解，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得以继续并有所加强。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进步是有其特殊条件的，而且这些条件实际上也是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线索。
首先是两国决策层都表现出希望发展关系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于中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即将振兴美国经济作为国策。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鞭策下，争取经济再上新的台阶，以确保完成本世纪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发展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成为中美两国决策层决心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1996年以后，争取在安全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则加强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
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内部发展双方关系的推动力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国社会中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超过了美国方面，它包括了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文化、甚至在政治改革中学习美国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总之美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美国方面则更多地考虑贸易和安全领域的需要，其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不如中国那么强劲。
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冷战结束后中国会争取与美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不是像1994年那样将人权问题从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挪开、或者不是像1996年以后那样，在台湾问题上回到遵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能够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从当前的情况看，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要问题。
（二）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与前一阶段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相比，共同面对和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以及就当今国际秩序中的重大原则进行对话和争论，将在中美关系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例如曾经导致中美关系倒退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飞机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但这次剧烈的冲撞毋宁说是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矛盾的大爆发，它的背后反映出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诸如美英不顾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表决结果，空袭伊拉克；美国在违背有关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增加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扩大美日军事同盟的覆盖范围，不肯明确就这个同盟不染指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承诺；北约撇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实质性的修改，等等。可以预期，有关这些涉及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近十年来，与中美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同时，两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不仅仍然是鹤立鸡群，而且在各个领域里继续保持强劲地上升势头，美国人也继续对充当世界领袖干劲十足，在世界上到处干涉。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己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对国际事务表现出越来越积极地关注，施加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这既是基于一个大国的责任感，也是中国自身利益的迅速扩展使然，在许多问题上，中国已经很难再采取回避的态度。共同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前瞻性的反应，它代表的当然是一种积极合作的愿望。
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将会直接面对决定双方关系的最深层的问题，即中国是否下定决心，义无返顾地以建设性的姿态，最终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尽管它的许多重要规则是有利于并变得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而且美国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以及美国是否下定决心，真心诚意地不阻挠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美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必须调整其态度和立场。
总而言之，美国要领导世界，它必须面对并接受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所必然带来的变化；崛起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也必须冷静地思考和应付美国的政策来的各种问题和麻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恰恰在此世纪之交时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堪称历史性的事件。
（三）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一度被描述为处于“十字路口”。 中美都曾认真地审视双方的关系，力图给两国关系作出合乎本国利益的定位。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美国政府则提出了 “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2]正是在这两项政策相互磨合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波峰浪谷间的颠簸折磨之后，两国领导人才逐步挖掘和积累起共识，并终于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上达成共识，提出中美共同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3]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两个“超大型”国家[4]，它们的关系包括广泛的领域，其中不可能不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在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合作，甚至可以说在主要的方面是合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否则中美关系绝不可能是今天这种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部分现实，当然它更多地是反映了两国希望看到的发展方向。
“重要”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举足重轻的影响。正是这种双重的重要性，促使两国必须谨慎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外部力量的严重牵制和影响下，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
“全面”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地区。这种状况决定了双方对对方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自国内不同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集团利益等等的影响，很难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态度，也很难在某一个领域里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