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都将1945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分为两个阶段加以研究，其分界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他们着重于研究和分析两个阶段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其实认真加以分析便不难看出，这十年的中国外交政策确实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主要是指中国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中国外交的这种“内向性”自19世纪中叶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只是在不同时期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1]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如何影响和塑造1945年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主要是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10月以后中共则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主角，因此本文将以中共对外政策的发展作为论述的主要线索。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并不是只有“内向性”，文中所研究的一些个案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其他特点，不过它们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国共斗争与战后初期的中国外交（1945年8月至1946年内战爆发）。
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为国共两党提供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和外
交等领域进行全面竞争的大舞台。从后来历史的进程看，国共竞争的最后结果取决于谁能完成自己内部力量的整合、形成有效的机制和得到国内更广泛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国民党显然是失败者。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蒋介石
和毛泽东分别在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上发表的政治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蒋介石在他的报告中称，外交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首要成就，“开百年来历史之新页，值得向大会报告者，厥为外交”。[2]毛泽东正相反，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共的成就是党的团结和党的力量的发展，即120万党员，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3]做这样的比较不仅因为其中包含着导致国民党失败和中共胜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为了揭示战后中国外交的走向和基础将要发生的变化，即国民党那种缺乏国内政治稳定和统一、单凭纵横技巧的外交，将被共产党以内部团结统一和以实力为依托的外交所取代。当然，中共也同样熟谙纵横之术，并且同样热中于使用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并非无稽之谈。他的致命错误在于他相信可以依赖于外交上的有限成就，以其作为国内斗争的主要资本。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成就在战争结束初期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是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第三是通过在越南受降和获权可在日本驻军，有可能在周边地区多少恢复一些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比较，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从国共斗争的角度看，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外交方面也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统一中国的愿望既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赞成。这些使蒋介石相信，依靠外交手段争取外部支持，足以战胜中共，即使在国内越来越缺乏政治支持，也无大碍。
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基本方针是将立足点放在组织自己的力量之上，尽管它从未放弃任何机会从国外争取支持和援助。这同中共自己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它与美国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关系濒临破裂，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冷淡，与亚洲其他国家更谈不上来往。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也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它不仅削弱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且使中共不再关注那些与自己重要利益无关的外部事务。[4] 与国民党相比，外交可以说是中共的最薄弱环节。
抗战结束时的东亚国际局势的确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反应是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
10月中旬苏联军队保证在东北向中共提供援助，使中共领导人倍受鼓舞。10月下旬他们一度下定决心，依靠苏军的支持，“掌握全东北”。[7]然而，就在大批中共军队星夜兼程赶赴东北之时，苏联突然改变政策，要求中共撤出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并拒绝向中共军队移交日军武器。[8]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党在东北的发展战略，相继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示东北中共军队远离中心城市，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和发动群众。[9]这一决定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它表明中共从依靠外部支持重新转向将发展自己的力量作为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基础。
12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布新的对华政策以后，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开始调整对美政策。这同当时国共军事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有直接关系。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之所以对于国共两党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有必要调整各自在国内斗争中的战略。换句话说，这时国共两党调整对美政策，是因为它们有利用美国的客观需要。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过高估计了外部力量——主要是美国——干预和影响中国内部事务的愿望和能力。[10]这是它们在马歇尔调处初期分别精心设计各自的对美政策的主要原因。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发表前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国的意图。他们认为，美国不会中断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当前的政策调整不过是为了应付美国内政治的需要，故国民党有必要暂时配合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内部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在国际上改善自己的形象。[11]马歇尔开始调处国共冲突后，蒋介石费尽心机地一步步将马歇尔拖下水。当他终于断定，即使诉诸武力美国也不会抛弃他以后，便走上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道路。
中共的政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共领导人过高估计美国干预的愿望和能力，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国共斗争是美苏矛盾在中国的反映。[12]实际上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弄清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蒋介石和左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显然高估了美国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能力，他们一度认为，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是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关键因素。1946年初，毛泽东甚至公开声明，中国出现和平民主，其最初“推动的力量”来自国际上的美苏妥协，马歇尔对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其功殊不可没”。[13]
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人很快地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外部力量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的影响。从1946年4月到11月，中共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内容是，中共领导人断定，国际上的美苏斗争不会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美国是“纸老虎”，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所以中共中央将主要根据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革命战略，通过战争夺取政权。[14]
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对此后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关键性的。抗战结束后不久，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实质都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外部力量。中共领导人不同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外部力量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愿望和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中共依靠发展自己的力量便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当中共领导人终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时，这种意识自然要渗透到他们的外交决策中。
（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1948——1949）。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中共中央大致是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上议事日程。从会议发言的情况看，中共领导人主要考虑的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并首次提出了“不承认”的原则，即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唆使某些右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美国将来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从内部破坏。因此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脚跟了，再谈承认问题。对帝国主义现在是要打倒，而不是承认。[15]根据毛泽东的发言，会议发表的决议专门指出，美国有可能“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的政策，对此必须保持警惕。[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