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作战，于1951年元旦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线，占领汉城并进抵三七线。多年来，由于历史档案的欠缺，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研究总的说来比较粗糙。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中国参战决策与参战目标的研究、中国关于停战的外交活动的研究、中国与盟国的关系的研究、中国军事战略的研究，等等——不断深入，一些论著开始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研究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过程与动机，特别是将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与中国参战目标、盟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等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观点。[1]本文试图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疑问，通过探讨中国参战目标的复杂性、志愿军作战方针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盟国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影响等问题，说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在军事上是权宜之计，政治考虑是导致该决定的主要因素。

（一）   中国参战目标：“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认为，联合国军在10月初越过三八线，是导致中国决心参战的关键性因素。如果这个论点是成立的，那么从逻辑上说，三八线不论在法理上、心理上还是军事安全的考虑上，对于中国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界限。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三八线具有这种意义，那么是否中国在决策出兵时，就已经将三八线作为可以达到和可以就此止步的作战目标？对此显然不是用是或不是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已经公布的档案表明，中国领导人从考虑参战起，他们提出的作战目标至少是经常变动的，有时甚至是模糊的。

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导致中国领导人根本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主要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即使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2]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在金日城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不过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提出建议而已。[3]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抱持深刻的警惕，认为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4]他们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加深，是他们决心参战并考虑一切战争决策的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不论是参战还是越过三八线，都是同中国领导人消除美国威胁的决心和意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后不久，即开始考虑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5]7月7日，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6] 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出兵的设想，即“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7]8月中旬东北边防军的任务更加明确，即准备入朝作战。[8]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作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9]至于帮助帮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要达到何种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中国随后开始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10]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9月下旬和10月初，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向美国发出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警告。[11]然而美军置若罔闻，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中国领导人因此断定，美国将不会停止在东亚的军事干涉。周恩来8月26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12]中国领导人显然在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而且他们的担心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

可以肯定地说，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导致中国领导人相信，与美国作战将无法避免。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13]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这一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是使他们断定参战无法避免的关键因素。

     中国领导人决定出兵后，随之而来的是出兵的作战目标是什么？以往的论著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中国参战的决策动机，大致将其分为国际主义（或扩大些说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两个方面。[14]以往的分析是相当丰富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国际主义”与国家安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确定参战（包括战略的和临时的）目标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通过确定作战目标，将两者协调起来的。

从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看，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的，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毛泽东在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也承认，“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15]

实际上,8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出兵参战时，就提出要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16]至于“胜利”的含义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随形势发展而定的。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17]显然这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战争。毛泽东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的目标，并不是中国领导人集体讨论，深思熟虑的结果。现在看来它更可能是受以往对战局判断的影响的产物，毛泽东很可能并没有仔细斟酌后来出现的新情况。

第二个目标是10月3日周恩来提出的，即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并最终撤出朝鲜半岛。周恩来在与潘尼迦的谈话中说明：“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的谈话显示，中国首要的关注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18]从谈话发生的时间看，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在这里三八线并不是作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提出来的，不过可以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确定，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 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军不过三八线，中国就不会参战。由于周恩来的谈话是在中国决策层讨论过作战困难后的共识，它对后来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