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起因及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从60年代前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已经处于一个重大变化的过程中。要理解60年代前期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的特点，必须首先探讨50年代末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衰。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

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

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

当时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了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从中苏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在经历了苏共20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匈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包括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当时直截了当地告诉苏联驻华大使说，苏联有关军事合作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中苏关系的变化从某个角度说，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至少包括：这种提高实际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的能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真正理解并接受了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至少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的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过任何结盟的经验，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不乏结盟的愿望。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仅靠规劝和争论是不够的。当然使用惩罚手段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从革命运动中脱胎不久的国家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被普遍和长期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的准则的定义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几乎与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一是1957年春发起了“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民主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共党内的紧张气氛。

这两场改革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失败本身。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与他共同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钦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被彻底打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走向入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 “内外呼应”。他立即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没有付诸实施。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

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

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地紧张起来。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1960年夏季，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开始不再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上述那些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出现动荡的周边局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议事日程中的一个重点。

第二节　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

一方面因“大跃进”出现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和粮食短缺，一方面外部关系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

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表明，这时的中国领导人大多还是倾向于要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与会者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的基本方针。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一度出现了比较务实的局面，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争取缓和和改善中苏关系。由于中苏两国不仅是盟国，而且苏联还是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的唯一援助国，中苏之间虽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事后中方仍旧希望避免与苏联破裂关系，为此，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争取“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裂”。

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与苏联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正面斗争，1960年在毛泽东的组织下，中共中央专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份量极重的文件，将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公开化。紧接着，两党领导人更进一步在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中共中央坚持向各国党以及苏联专家宣传中共正确主张的作法，甚至还促使苏联政府单方面于1960年7月宣布撤退了全部援华的专家。即便如此，中共中央依旧抱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积极参预了当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与苏联领导人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谅解。会议以后，刘少奇还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虽然已经日渐激烈，但直到1961年，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仍旧保持友好，苏联甚至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

争取缓和中印边界局势。这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