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以下简称中国外交史）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研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从学科建设角度理解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历史教学的责任和人文关怀。中国外交史教研与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教研相比继续滞后，对于学科发展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对于中国史学界则是不能原谅的失职。
改革开放20年来，经过学术界不断的努力，中国外交史的教研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九十年代，随着有关档案的逐步开放，研究成果的积累，国际交流的扩大，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包括教科书、通史和专著，以及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有关中国外交史的课程。一些在占有档案方面得天独厚的研究机构受到外国学术界的重视，并因此建立了跨国合作研究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中国外交史教研的行列，可以预期这支队伍会较快地扩大，素质也会较快地提高。
社会上对中国外交史知识的需求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明显增长，它在出版社的选题和有关图书的销售量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不可否认这种需求中包含着猎奇成分，中国外交史毕竟长期蒙着厚重的面纱，属“肉食者谋之”一类。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中国人不仅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而且至少是同样迫切地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曾经根据什么样的思想和以什么样的行为与世界相处。他们既需要从中得到自信，也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外交，因为它是了解中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外国的同行们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即使在中国对外不开放的年代，那些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外国学者们仍然锲而不舍地钻研，在今天看来是少得可怜的资料的基础上，建筑他们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大厦。当中国打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时，我们面对着一批高水平的老外，他们差不多都端着数本名著，这些名著在作者的国家或他们所属的国际“学术圈子”里，堪称传世之作。在这些名著中，不乏深邃的思考和真知灼见，也存在着我们看来是扭曲的见解、误解，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猜测、臆断。由于缺乏资料和必不可少的交流与考察，这些缺陷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不管我们如何点评，在那些国家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根据这些大作的描述和阐述来认识中国外交的。如果中国学术界没有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合理地认识中国外交，因为我们无法有说服力地证明，什么是“合理的认识”。
进一步说，学术思想从来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和扩展，外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必然会渗透到我们的研究中来。如果我们不能尽可能早的形成自己的体系和思想，以致在交流中没有回流，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青年最终也可能会根据外国学者的见解认识中国外交。这种情景不是不可想象的：当语言的障碍不那么巨大和种种对国际交流的限制随着社会进步而被清除后，如果中国学术界还没有能奉献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中国人看中国外交可能就像通过“哈哈镜”看自己的体形。这个“哈哈镜”就是未经消化和略加包装的舶来品加上一些中国历史佐料的混合物。
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确有不小的进步，社会中也存在着对高质量、高品位的研究成果的巨大需求，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苦难和挑战。在这种局面下，要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至少需要认清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对学科的方向和品位做较为清楚的定位。中国外交史研究不应是、至少不应仅仅以宣传对外政策和服务于制订外交政策为出发点。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是为发挥上述功能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的影响所及，大至整个研究队伍，细至研究课题的选择，几乎无所不在。其次从教研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史首先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没有对中国外交史的理解，对中国当代历史的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其次就中国人的内心关怀而言，学习和研究中国外交史是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重要部分和重要环节。当然中国外交史研究必定会对中国当今和今后的对外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那只是教研工作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而已。
其次，中国外交史的教研起码要有独立的思考、学术的规范和较高的文化品位。提出中国外交研究的定位问题并非无的放矢。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研究中国外交史的群体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一是国家外交部门（如外交部的外交史研究室、《当代中国外交》编写组）及所属院校（如外交部所属外交学院）中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这支队伍已经出版了很有分量的通史类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著）两卷，《中国外交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外交学院编著），《当代中国外交》（参加写作者多为外交部人员）等等。这些著作都着重从国家外交的角度，归纳、描述和介绍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过程。由于这支队伍拥有中国外交档案，以及作者都有中国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所以其著作在国内外均受到重视，其权威性可从其观点和资料被高频率引用中得到证实。九十年代中期起，这支队伍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外交学院一批中青年教师开始成为主角。他们受到较好的学术训练，有更多的机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其中一些教师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这些变化已经在他们的学术著作和组织的学术活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如较好的学术规范，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对比较中外档案的重视，等等。
另一部分为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从已有的成果看，他们多数是从党决策的角度，研究中国外交的高层决策（如“一边倒”政策、中美关系正常化决策、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共领袖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等等。这支队伍的特点是有机会掌握或接触涉及重大决策的较高层档案，以及因受教育背景和在中共党史研究氛围中养成的敏感和感觉。这两个条件对于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研究中国外交史，都是很重要的。他们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专题性的，涉及重大的外交或安全决策、主要的双边关系和重要的人物及其思想等等，特点是深入、详细。如果没有他们那些有深度的专题探讨，中国外交史研究不大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
几乎没有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涉猎中国外交史，投身其中的差不多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渴望同国外学术界交流，其程度与外国学术界渴望了解他们的愿望同样地强烈。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因为其中包含重要的历史信息和独特的视角。他们的弱点在于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对学术规范不很在意，已经开始接触和了解国外有关档案却对比较档案并不重视。特别是受到党史研究的局限，他们在研究中对政策的诠释多于独立的思考，对领袖的肯定近乎溢美。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更多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介入其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今后肯定还会更多）开设中国外交史课程，高校教师中正形成另一个群体。相对合理的知识结构、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较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教学需求的推动等等，必定造就一批风格清新的人才。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对档案掌握不够，包括无法接触尚未公开的档案和对已经公开的档案缺乏梳理；对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缺乏直接、间接的经验和感受；对指导中国外交的理论思想的了解与对西方政治理论的了解相比过于薄弱，等等。他们的强项和弱点也同时反映在研究成果中。
作以上描述旨在表明，中国外交史研究是因政治宣传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在近些年才出现变化。这一特点对研究的影响是明显的，如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辩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等。这里无意否定这些年来已经取得的成就，那些在前面已经说了不少。指出此类问题是因为它是学科发展的最大障碍，其严重性还在于某些观念已经“铭刻在骨头上，融化在血液中”，结果必然是“落实到行动中”。
第三，如果中国外交史研究有了明确的定位，我们在学科建设中面临的首要任务就应当是写出自己的教科书。要在中国外交史教研中占据一流地位，必须有自产的高质量教科书。编写教科书是学科的基建，不能想象一个希望成为一流的学科却长期使用别人的教科书。
中国外交史教科书可能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方法、历史、人物思想。具体地说包括：《中国外交概论》，主要内容是中国外交和外交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外交的历史过程。《中国外交思想概论》，主要内容包括介绍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想及其有关的方法论问题。
以上仅是一些体会，提出来供各位参考。中国外交史研究还是一块刚开始开垦的处女地，对我们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