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的形成及其演变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在结盟时期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学术界为研究中苏同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随着中国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俄罗斯开放前苏联的档案，以及诸多其他的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的出版，学术界正越来越深入地探讨中苏同盟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这里试图利用新披露的历史文献并综合那些富有启发性的新研究成果，对中苏同盟的缘起到破裂的整个过程，作出更为全面的阐释。

第一节、中苏同盟的缘起

    美苏冷战爆发、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新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政策等，促使中苏联两个大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走上了结成战略同盟的道路。1950年2月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双方关系达到了最高潮，为以后１０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综观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全部过程，可以说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

一、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对于理解战后双方关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维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指出这一点的必要性在于，导致后来中苏结盟和同盟破裂的种子，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种下的。

    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再发生分歧。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起，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njun1] [1]共产国际领导人为此指责了中共中央，但他们已不再能像以往那样，迫使中共中央改变其决定。这一时期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这并没有改变双方分歧的实质，即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中共党的利益，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出发点则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维系双方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被削弱。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策略分歧，使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不满逐步发展为对中共的性质产生了怀疑。１９４０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陈述了对中共的看法，即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2] 中共的整风运动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成见。[3]１９４４年６月间，斯大林在与美国官方代表的谈话中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忘掉这种（共产主义）政治倾向”。[4]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共不过是一个爱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中共领导人中国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非常尊重苏联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生搬硬套苏联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如不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方面，如不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中共中央与苏联的分歧将会不断引起党内斗争，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毅然发动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调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直至１９４４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相当冷淡。这一时期它们都在根据自的判断和自己的需要自行其事。１９４５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终与美英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它的对华政策基本明朗。在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框架中，与处理对美和对国民政府的关系相比，中共对于苏联领导人实在不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国政局稳定和必要时可以被用来制约国民政府这个层次上才被考虑到。

    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从１９４５年春季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苏联的政策和考虑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在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的１３天后，毛泽东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的核心就是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逐步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5]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并在大会期间第一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他经过长期考虑的争取东北的计划。[6]

    不过确切地说，七大期间中共中央至多是确定了、或者说是在重申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已经了解到苏联参战后不会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毛泽东在热情赞扬苏联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对得不到苏联援助有所准备，要靠自力更生。[7]

    七大以后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有可能与苏联合作的范围－－个非常有限的范围。８月３日，一直在重庆负责外事工作的王若飞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指出，苏联将与国民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8]王若飞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一方面是苏联在制订其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处理对苏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中共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只能在即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苏联的合作。                        

    二，战后初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形成。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间的矛盾。斯大林的电报揭开了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帷幕。中共与苏联的政策最初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

苏联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上的条款变成现实的格局、以及如何维护它在这个格局中的利益。斯大林给毛泽东打电报就是在履行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承认美苏之间的谅解。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党的战略和策略时，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战后美苏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而非对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的了解。１９４２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毛泽东一度认为，美英苏的战时合作在战后会维持下去，受其影响国共在战后可能继续合作，中国有可能走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9] 毛泽东当时设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和美苏在战后继续合作；其二是中共的力量获得一定的发展。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上，苏联的军事胜利的确是另人鼓舞的，但在美国加强援蒋时，中共却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在国内，中共的实力尚不足以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利用日本投降之机争取使党获得强大实力地位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且他倾向于认为，制止内战的关键还是要有美苏之间的妥协和它们对国民党的压力。[10]

    然而国际压力的方向却是对着中共的。先是美国公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使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受降权。随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美国方面则以出面担保毛泽东安全的方式给予支持。这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要引起毛泽东的愤慨是不可避免的。[11]

    中共领导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他们经分析认为，中国在东方对于美国犹如欧洲的希腊对于英国，为其所必争，“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必不能实现，因此苏联不可能公开援助中共。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12]据此中共中央决心作出相当大的让步，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