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是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这在二战结束以后至今都是绝无仅有的。双方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目标都经历过明显的变化,有一条类似的变化曲线。美国的目标是从决定进行军事干涉转变为越过三八线、用武力统一朝鲜,再被迫回到基本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态。中国的目标是从决定抗美援朝转变为越过三八线、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再到沿三八线地区停战。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中美进行的是大国间的“局部战争”的必然结果,而“局部战争(这里指使朝鲜战争成为局部战争)”概念的形成,是同双方对各自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的认识、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以及它们同各自同盟国的关系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的目的是从大国间“局部战争”的角度,比较中美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决策。由于上述中美双方的决策均发生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本文将研究集中于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至于最后停战的决策,当然属重大决策,但从开始停战谈判到签署停战协议的两年间,双方和战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探讨,故不将其包括在本文的论述中。
(一)美国决定军事干涉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1)美国军事干涉的决策。
如何认定1950 年
早在1949年3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作出决定,认为美军应撤出朝鲜半岛,撤出时间不迟于
无论是基于何种考虑,美军撤出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重要标志。艾奇逊1950年1月向美国新闻界发表的讲话明确指出,南朝鲜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环行防线”以外,没有人能保证它不会受到攻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南朝鲜只能靠自己抵抗和联合国的“集体行动”。[2]然而时隔不久,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方针便受到严重的冲击。
自从欧洲发生“柏林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在估计国际形势方面,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3]1949年8月苏联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对此反应强烈,杜鲁门于1950 年1月31 日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全球战略。国务院和国防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提出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同年4月下发各部门。这份编号为NSC68和其他一些有关文件声称:世界正处于以美苏为中心的“历史性的权利分配”进程中,苏联为了支配欧亚大陆“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或毁灭美国的完整的活力”,“冷战实际上是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绝续的真正的战争”, 美国只能“凭着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4]
在强烈的冷战意识支配下,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危机气氛。美国情报部门也在火上浇油,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以致美国决策层相信:“凡是东西方接触的地方”都可以作出苏联在那里发动进攻的判断。[5]这种神经质的估计同样反映到对东亚形势的判断中,不过美国政府当时最担心的是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的局势。[6]4、5月国民党军队相继丢掉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美国政府估计台湾被解放军攻占为时不久。由于中苏条约签定,杜鲁门政府将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归结为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内部要求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强烈,调门也越来越高。[7]这种呼声同当时美国内麦卡锡主义遥相呼应,终于酿出了麦克阿瑟对台湾战略地位类似“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著名评论,即“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所以美国必须要“保台”,“台湾最终的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8]可以设想,在这种炽热的气氛中,不论在东亚或东南亚任何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都将以遏制苏联为由进行军事干涉。
在一片“狼来了”的喊声中,美国领导人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否则“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9]美军方的反应同样强烈。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军几乎没有打过局部战争,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所以他们立即“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10]显然,美国决策层当时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去理解,朝鲜战争在最初阶段本质上是一场内战。他们在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便达成共识,即这是苏联“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美国必须坚决予以反击。[11]
美国领导人断定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的,使他们迅速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从
在争取和动员盟国支持方面,美国是相当顺利的。美国首先是争取联合国相继通过了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然后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促使盟国参与组成了联合国军。美国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它是西方阵营的领袖,而且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责任。联合国军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艾奇逊说的非常清楚,“美国对别国不能有太多希望,他们要么手头上事情太多,……要么拿不出什么东西”。[14]美国肩负着人力物力的主要责任,盟国不过是在壮声势,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成为妨碍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甚至不是美国决定军事干涉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2)中国抗美援朝决策。
同美国军事干涉决策相比较,中国抗美援朝决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的多,决策过程长且反复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对美国军事干涉性质的认定外,主要是决策层面临国内困难和受到盟国关系的牵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主要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从解放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人的确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这是他们决定与苏联结盟的原因之一。不过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