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曾经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包括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和中美走向对抗等等，均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学术界对一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成果多数集中于抗战结束到1946年。对此后不同阶段中美苏国共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分别展开的，包括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的分别研究。迄今为止，只有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在80年代专文系统地论述整个这一时期的三国四方关系。[1]由于当时历史档案的欠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该文中一些重要观点至少也是需要调整和补充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问，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关系的特点和是否存在避免中国内战的机会，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对东亚政治格据的影响等。
（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东亚政局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美苏国共关系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和蒋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其二是有没有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避免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民国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它们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实际情况表明，两个国际协议中的各种安排能否实现，的确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如何发展。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2]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观戴维斯的话说，就是“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3]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民国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讧，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双方在那里几乎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4]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国共关系日益紧张显然使美国更感到棘手。1943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特别是苏联引人注目地利用舆论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共表示同情。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的举动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5]这种局面使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6]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那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类似于民主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7]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们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仅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是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马歇尔是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共谈判起伏分合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它的有关政策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民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从1944年6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做的努力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的。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尤其是[8]赫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相信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协将别无选择。[9]
苏联大约是在1943年秋季表明它将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显然清楚苏联参战后可能遇到的那些问题，包括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和一个像火药桶一样随时会出现爆炸局面的中国。苏联领导人在考虑其战后的东亚政策时，居中心的是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这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它与中共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联系。[10]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民国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民国政府，蒋介石也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这种复杂的局面使苏联试图造成一种内外环境，中立民国政府，防止蒋介石过分反苏。在这个框架中，国共问题成为苏联向蒋介石是压力的砝码。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在战争后期远不能说是融洽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从国共力量对比的现实考虑，中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得到美英支持的民国政府抗衡，中共如果要用激进的手段夺取政权，只会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11]在苏联的有关政策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与同美国和蒋政权的关系相比，都不能算是首要的问题。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1944年夏季到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代表说明，他们将支持美国的有关政策和调处努力。在同民国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称，“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蒋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正当之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12]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曾经对中共代表表示冷漠与疏远，尽量避免对中共作出任何承诺。[13]
可以说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政策的主旨是通过与美国和民国政府协调政策来争取自己的战略利益，不愿在国共问题上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抗。苏联更在意的是它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得以实现并得到保障，对中国内部问题如何解决远不像美国那样热心，它所坚持的是国民党政府不能用武力消灭中共，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唯一始终高举联苏旗帜的力量，而且这样做对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至于政治解决的方案与过程，苏联基本上不予关注。
蒋介石处理国共问题的一贯方针就是削弱、消灭中共。在1945年5月下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已经断定，中共“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国民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解决。[14]在此之前不久，蒋介石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集中全力”消灭中共军事力量。[15]不过，尽管蒋介石本人倾向使用武力，但到抗战结束时，他遇到两方面的障碍。其一是国民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对武力解决持反对态度的人很有些影响力。[16]
第二个障碍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