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进行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的状态。这场冷战持续了40多年，成为第二次世纪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自冷战爆发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冷战起源的研究持续不断。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前，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美国，并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等三个学派。
概括地说，“正统派”在40-50年代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苏联对外扩张及其集权的政治制度。斯大林把追求世界革命的狂热和苏联领土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于是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这种说法最初来自当时美国的一些精英和当政者。
“修正派”在60年代成为主流。他们认为，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冷战的爆发应该由美国负责。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世界体系，而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苏联和其周围的共产党国家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互隔绝，因此对苏联发动了冷战。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苏联的安全需要不应该受到指责。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学者，其观点出现于60年代前半期，主要阐述于70年代初。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
“后修正派”于70年代兴起。他们认为，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双方的一系列决策错误与误解，是冷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在冷战中的作用。
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关于冷战的研究，基本上是反映苏联政府的看法，即将美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政策”等，视为冷战起源，而苏联的反应主要是防御性的。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出现了新一轮冷战研究高潮。在美国出现了所谓“新后修正学派”。这一流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冷战是苏联挑起的，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也开始通过研究新解密的苏联档案，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并认为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冷战史研究也逐渐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 “美国霸权论”，即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再如“美苏共振论”，即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行为的结果，是一个双向和互动的过程；也有学者提出“综合作用论”，即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也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对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胁漠然视之感到不安，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因此美国是由于被“邀请”而不是主动的扩张，最终获得了一个“帝国”。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那么，冷战爆发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它的发生和发展与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在国内外学术界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不仅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更要考察美英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的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的对立互动，以及英国的推波助澜，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并一度达到危险的高潮，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也最终形成
第二节 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反法西斯大同盟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通过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形成了支配战后世界政治的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具体内容如下。
——具体制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
——在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德国的赔偿，以及对战犯的审判；
——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
第二，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具体内容如下。
——在欧洲：盟国（美英苏＋法）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及德国赔偿的原则规定；关于波兰的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英国和苏联关于东南欧的百分比协议。
——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
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
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等，实现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19世纪欧洲取得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尔塔体系建立在美英和苏联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但是面对英国对保持其原有势力范围的要求，以及苏联坚决要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美国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即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种形势恰恰就是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的军事对峙。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温床。不过更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需求不仅是它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在其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 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同样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以及避免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美国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使世界经济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以及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那些违反美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会运用军事力量和经济闭关等手段，使国际经济失调，并进而危及美国的安全。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
美国自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的反共意识，及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天定使命观”，即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等思想，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重要的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美国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视为专制政体，并认为它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性扩张，因此必须受到遏制。
上述这一切造成了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与苏联的大战略全面遭遇。
苏联在战后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其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鉴于苏联西部边界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入侵又都来自西部，苏联在坚决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同时，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明确指出，波题对苏联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苏联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它对苏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斯大林在战时三巨头的一系列会晤中，对波兰问题始终寸步不让。不仅如此，苏联还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国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从而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一有机会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消灭苏联，即使核武器出现，也未能使他改变的这种看法。这种认识决定了苏联将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视为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量少受损失，并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安全带”对苏联就变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