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清楚地反映出尼克松政府正面对美国地位相对衰落的现实。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世界形成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他认为，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和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经济前途，而且将决定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其他方面的前途，而美国影响世界政治局势的能力明显削弱。

在军事上，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方面，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在经济方面，美国地位明显下降，1944年确定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最为严重的是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内部出现了严重而又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面对世界政治变化和美国地位下降的事实，“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包括：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其他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显然，尼克松政府的目的是在不放弃美国“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

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幅度是相当大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作为“尼克松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体现，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始贯彻战争“越南化”的方针，并争取最终撤出越南。为了打开越南战争的僵局，并在美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以后能够牵制苏联，尼克松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华政策，并最终打开中美缓和的大门关系之门。

缓和对苏关系是尼克松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谓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是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LTI)。此外在中东地区，加强推动中东和平的力度，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在欧洲则采取行动，明确支持欧洲统一的进程；在亚洲向日本归还冲绳岛，并促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

伴随着对外政策的调整，尼克松政府将肯尼迪政府开始执行的“灵活反应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放弃两个半战争的概念，改为一个半战争。由于美国作战实力衰弱，中苏分歧公开化，美国确定中苏不会联合起来共同对美作战。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政府进一步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可借助的力量，因此美国可以放弃在亚洲进行战争的战略。

——以核均势论代替核优势理论。60年代，苏联加快了核扩军步伐，美国对苏联的核优势已不复存在。面对种变化，也是基于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现实，尼克松政府改变了过去谋求核力量相对优势的战略主张，提出要与苏联保持“基本相当”的核均势，即用美国在战略核武器质量与技术上的优势，抵销苏联的数量优势，以维持有效报复能力为限，不拘泥于导弹数量的对比。

——调整军事部署，收缩战线，减少海外驻军。尼克松政府强调，美国不应企图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也不具备同时保卫世界各条战线所需的人力物力，它在海外的军事负担已经超过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因此必须收缩海外驻军，以保证欧洲、朝鲜半岛等至关重要并已经承担的义务上。

——与盟国进行战略分工，强调共同承担战争负担，提出“自由世界防务分级责任制”。美国不能再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由美国单独承担责任，宁愿多花美元也不应损失美国人的生命。如在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美国应和西欧盟国共同负责。如果爆发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分担人力负担，美国将给予必要的援助。这种战略方针改变了美国大包大揽的局面，排除了美国部队介入地方性战争的可能，并保证在大规模战争中，其他盟国也能分担防务责任和负担。

总之，在“现实威慑战略”中，美国要以生命和物资方面的最低代价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保持核威慑的盾牌下，以常规力量为主，同苏联进行争夺；在收缩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西欧和东北亚的重点部署，盟国和受援国分摊军事负担，美国退居二线。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与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大幅度削减美国常规部队，提高同苏联战略武器抗衡的能力，并力争体面地从越南战争脱身。

从1969年至1972年，美国驻外兵力从133万余人减到了60余万人，其中驻亚太地区的美军从88万人减至24万人，驻欧美军则维持在31万人左右，占美国海外兵力的51.8%。

为了改进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尼克松政府修建了大型卫兵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系统，以保护美国洲际导弹的发射场。同时大力发展多弹头导弹，以抵销苏联导弹数量的优势。为提高美国战略核武器的质量，1973年尼克松政府增加军费12亿美元，用以研制三叉钱核潜艇和B—1轰炸机。

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推行“战争南越化”政策，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顾问，运送坦克、飞机等许多新式武器，将南越本国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l00万，帮助南越政府加速安抚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甚至促进南越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以便使傀儡政权能加速对南越农村的控制。

为迫使北越在巴黎和谈中屈服，美军于1970年5月入侵柬埔寨，企图破坏北越的给养基地。1971年1月中旬，美国发动侵略老挝的“蓝山619战役”，企图切断胡志明小道，结果以惨败告终。1972年5月8日，美国采取战争升级行动，宣布在海防港布雷，对北越实行海上封锁，并进行持续轰炸。

这期间，美国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和谈。 1973年1月27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军队在协定签字后60天内全部撤出越南；北越释放美国战俘；越南问题由越南劳动党、中立力量和阮文绍政府三方组成的全国和解与协商委员会作出安排，并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和执行协定；协定还规定了临时分界线等。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达l2年之久的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

其次是在外交方面，尼克松政府做出了与中国和解的重大决定。 6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尼克松提出了“遏制”与“诱导”相结合，最终说服中国改变政策的设想。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久会见了与戴高乐。他在会谈时说：“在美苏进行对话的同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以前增多。”“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继续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在1971年2月25日的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尼克松明确提出，“对美国来说，同北京建立关系正是体现了70年代的任务。”尼克松认为，改善对华关系，有助于稳定局势，防止外来势力渗入亚太地区。同时，可解除美国面对两个对手的状态，可以借助中国力量来维持美苏均衡外交。

尼克松在1969年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时表示，希望同中国直接对话。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一项公报，批准在海外的美国旅游者和居民购买一定数量的中国商品，允许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6类人员，在有关外事部门直接申请办理去中国的旅游护照，无须上报国务院批准。1969年11月美国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允许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1970年1月20日和5月20日与中国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会晤。美国第一次默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并表示希望总统特使去北京，商谈高层领导会晤的问题。

在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表示后，1970年尼克松在会见《时代》杂志社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5月17日，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建议由基辛格来中国举行初步会谈。1971年7月8日，从南越途经巴基斯坦的基辛格于第二天凌晨直飞北京，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携夫人以及大批随从人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及外交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

在同苏联阵营的关系方面，尼克松政府推行以实力求谈判的政策。从6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应该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接触，利用交流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尼克松说，美国在东欧实现和平变革的战略必须包括以下因素，即寻求缓和美苏关系，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西方与东欧人民的往来。

以实力求谈判是尼克松推行缓和政治攻势的一种手段，这种谈判既包括对争霸对手——苏联的军事限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意图。为了打开苏联的大门，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美苏首脑举行过4次会晤。

1972年5月22日—30日，尼克松前往苏联，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举行谈判。这是战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苏联。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苏美相互关系原则》等9个文件，这些文件确认了“和平共处”、“缓和”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会谈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保持大体平衡方面达成了协议。

这次会晤表明美苏有限缓和时期，即缓和与争夺、对抗与对话并存时期的开始。会谈以后，美苏双方加强了环境保护、太空计划、医疗卫生和科技等等领域的合作，扩大了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