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力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第三世界，其方式同传统殖民帝国的行为并无太大的差别，但也并非是美国有计划地利用其“中心”地位去剥削“边缘地区”那么简单。

冷战时期影响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军事上的信誉、联盟的稳固、人道主义的考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反美主义的愤怒、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冷战的推动力等等。从冷战的进程来看，当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世界各地，以及在诸如欧洲这样至关重要的地区获得力量均衡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便开始介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的争斗。美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其过程构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罗斯福政府的一项主要外交成就，就是在其任内坚决地反对殖民主义，并决定在战后终止西方殖民体系。在殖民地问题上，罗斯福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罗斯福及其外交顾问都相信，殖民主义是压迫性的，从伦理上讲是没有任何辩护余地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从现实的角度看，殖民主义注定要消亡，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抵抗不住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抗，这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明。因此，试图在战后对亚非地区强加殖民统治，只会招致这些地区人民的强烈反对，并造成新的国际和地区冲突。

基于上述原因，罗斯福政府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非洲、中东和亚洲的殖民体系走向解体。但是，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的政策也不是抽象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同欧洲的殖民统治者合作击败日本，罗斯福怀疑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是否能够迅速走向自治，并担心过早实行自治可能会导致的后果。于是罗斯福提出了国际托管制度。但是这样的妥协并不等于放弃美国的上述目标。美国采取这些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奠定了“第三世界”出现的基础，最终导致了在战后时期一百多个新国家的产生。

同二十世纪其他国际政治力量一样，非殖民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本质，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特性。

    《大西洋宪章》在拉丁美洲激发了反专制统治的运动，阿拉伯世界期望美国帮助它们清除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民不仅希望美国把这一地区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同样希望赶走欧洲的殖民者。但是这些期望在1945年至1948年间都破灭了。杜鲁门政府几乎对“睦邻政策”避而不谈，阿拉伯人发现，和在中东地区支持民族自决相比，杜鲁门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园”更感兴趣。杜鲁门政府的确也支持印度独立，利用经济和政治方法迫使荷兰人撤出东印度群岛。但是该政府同样支持恢复法国战前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是正在出现的冷战，决定了美国采取上述立场。

在遏制战略的重点被置于欧洲的同时，杜鲁门政府也意识到，欧洲的安全需要第三世界的稳定。杜鲁门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的本质是，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同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在1947年2月声称：对待危险的、过时的殖民主义的观点和方式等在第世界的继续存在，美国不能视而不见；但目睹殖民帝国和统治机构屈从来源于并受控于苏联的哲学和政治组织，美国显然也不感兴趣。

国务院的一些官员甚至曾经主张支持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民族主义的。对此艾奇逊表示，问题不在于像胡志明那样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分子，还是共产党人，因为殖民地的所有所谓的“斯大林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

到1949年，冷战在欧洲的界限已经被非常清楚地划定了。但是，对致力于建立一个为美国稳定控制的国际秩序的美国官员来说，第三世界的事态发展依然没有解决，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国家，如印度1947年从英国独立出来，印度尼西亚1949年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利比亚1951年摆脱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当美国巩固其在西欧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的同时，争取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加入美国阵营，美国需要一个花费不多但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点计划”应运而生。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第四点计划”。他明确指出，美国必须着手拟定“一项大胆的新计划”，以便使美国科学发展和工业进步的成果，造福于“那些经济生活依然处于原始和停滞状态的欠发达地区的贫穷的人民”。

杜鲁门在这次演说中说明了美国实施第四点计划的战略构想，强调了冷战战略对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重要影响。他声称，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经历着悲惨的境地，他们的贫困状况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较为繁荣的地区，都是一种阻碍和威胁。美国拥有足够的技术和能力，可以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从而消除共产主义滋生和扩张的土壤和条件，美国必须从更好地利用世界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计划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杜鲁门发表第四点计划的演讲时，国务卿艾奇逊坐在杜鲁门的后面，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杜鲁门讲述第四点计划，白宫甚至没有通知国务院有关第四点计划的任何内容。

在杜鲁门有关第四点计划演说发表的前一个月，白宫顾问乔治·艾尔西(George Elsey)有了一个“寻求思想的演说”，以及一个“寻求演说的思想”。这样，他同克里福德（C.M.Clifford）一起，说服杜鲁门接受了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在1949年1月底承认，“第四点计划”还远不是一个计划，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会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但由于第四点计划缺乏同其他决策部门的协商，美国政府无法就有关实施的具体步骤做出相应的安排。

1949年6月24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特别咨文，请求批准“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在咨文中警告国会议员：发展中国家如果得不到帮助，他们将“转而接受错误的主义”，落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为此杜鲁门建议，第一年为“第四点计划”拨款4500万美元。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再次呼吁国会通过“技术援助和资本投资的立法”，强调迅速采取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5月，“第四点计划”以《国际开发法案》的名称，列入《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的第四节，并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6月5日，杜鲁门签署生效。

这一法案仅为技术援助提供了3，500万美元的拨款，实际上到1950年9月仅仅拨款2，700万美元。同这一时期的马歇尔计划和占领德国的费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同样，“第四点计划”也没有激发美国增加对对第三世界进行大量投资的热情。

从1950年到1957年，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110.8亿美元增加到250.2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基本上流向美国影响范围以内的传统国家，包括50亿美元投向加拿大，欧洲24亿美元，拉丁美洲35亿美元。同期，中东和非洲仅仅得到8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到1957年，美国在亚洲和中东的投资总共达到20亿美元，其中15亿美元投资在石油上。到1957年，美国对中东和亚洲贫穷国家的农业投资总计为3，600万美元，仅比1950年的时候增加了100万美元。

毫无疑问的是，杜鲁门政府的“第四点计划”为战后美国处理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奠定了一个模式，即对外援助成为美国的主要的外交工具之一----一种制止革命、阻挠共产主义、刺激美国经济的方法。美国决策者由此养成了一种思想习惯，认为美元能够买到外交上的朋友和经济上的安全。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1933年罗斯福倡导的“睦邻政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同拉美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使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为了在战后进一步发展关系，1945年2月21日至3月8日，在墨西哥城的查普特庇克召开一次特别的泛美会议，讨论美国同拉美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问题。1947年8月，美洲国家会议几经延期后，终于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美国为会议定下了规则，如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此次会议不讨论经济援助问题，因为欧洲的复兴比拉美的发展要重要得多，会议应该着重建立一种集体安全机制，美国希望拉美各国对未来的侵略者都要有所行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真正保持中立的。

9月2日，与会各国代表签订了里约热内卢公约。公约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五十二条订立的一个集体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进攻；只要西半球三分之二的国家同意抵抗这个进攻，那么所有各国都必须同心协力，或是提供军队，或是提供物资。

九个月以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曾感叹说：自从拉丁美洲出现了共产党“高潮”，西半球就分裂了，虽然他也提不出这种“高潮”的任何证据。里约热内卢条约签订后，范登堡对国会的同事说，“这简直是黑暗世界里见到的阳光啊！”

    里约热内卢条约并没有让拉美国家感到满意，它们需要同美国达成一个新的经济协议，以便使拉美各国的产品可以更为方便地进入美国市场。当时美国援助的重点是依据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的经济，拉美可以从新的欧洲市场获得好处，因而对拉美各国的要求并不重视。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拉丁美洲不过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而欧洲却是患上了天花。不过，美国最终还是和拉美国家达成了妥协。

1948年3月，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召开。美国虽然同意向拉美国家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但依然拒绝承担内容广泛的经济援助任务。马歇尔的希望充其量是借这个机会，制造适当的气氛，使拉美各国放宽法令，特别是那些有关石油资源的法令，以便吸引美国的投资者。从这个观点出发，产生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并设立了一套为西半球各国进行协商的行政机构和一个军事战略的防务咨询委员会。

拉美各国要求在宪章上加上西半球各国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美国虽然反对，但这个提案还是通过了。宪章里加上了第十五条和十六条。第十五条规定：“任何国家或几个国家均无权干涉他国的内政或外交，不论这种干涉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不论其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利用或怂恿别国采取经济或政治性质的强制手段，强迫他国改变自己的独立意志，并从中获得任何利益。”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宪章，1951年12月，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正式生效。

战后在中东地区也爆发了发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同东亚和东南亚情况不同的是，这种斗争在斯大林时期并没有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但局势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看来是相当严重的，其原因部分在于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部分在于殖民主义在这一地区行将消亡，也部分在于苏联和中国已有效地利用了东亚和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的情绪。因此，美国在苏联开始行动之前，就试图遏制苏联势力在中东的扩张，但美国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却适得其反。

1946年的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第一次把冷战带入中东地区。但对莫斯科来说，这几乎不是苏联利用这一地区反殖民主义情绪的成功努力，相反却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

伊朗危机首先起因于撤军问题和伊朗境内的石油开采权问题。有关从伊朗撤军问题，美国军队在1946年1月1日全部撤完，英军也准备在一定的期限内撤军，只有苏军按兵不动。苏联还大力支持苏占区内的伊朗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离活动，并阻止伊朗军队前往有关地区采取措施。